劉笑敢:道家式責任感簡說

我們之所以可以提出"道家式責任感"的說法，是因為在《老子》原文中滲透著對人類社會之秩序、狀態的憂慮，體現著對人類命運的關切。如老子觀察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叛。"（五十七章竹簡本）"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七十五章）這是對百姓生活狀態及社會秩序的關切。他又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十二章） 這是對百姓欲望過多的憂慮。在這憂慮和關切背後，不能不說《老子》的作者有一種對人類、對人類社會、對人類社會秩序主動關心的惓惓之心，這種關註和隱憂之情就是一種責任感的體現。

這種責任感也表現在他對於當時人類社會的現狀有一種不安，對人類社會的理想狀態有一種憧憬，對人類社會如何實現理想狀態有一套價值標準和原則性方法。比如老子提到："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六十七章）"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六十六章）"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八十一章）"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這些引文都說明老子不僅不是一個不負責任或逃避現實的思想家，而且是一個對人類社會及其治理方式有更高期待的哲人。至於對老子哲學和道家哲學的消極印象和強烈批評所依據的主要是表面化、片面化閱讀所造成的。如果我們全面地深入地閱讀理解《老子》原文，就不難體會到《老子》作者深切的人文關懷和對人類生存狀態的責任感。

老子的責任感主要表現於聖人對萬物之生存狀態的關心與呵護的態度之中。這一點在六十四章中表達得很很明確，而新出土的二千多年前的竹簡本將這一點揭示得更為清晰。通行的王弼本說"是以聖人欲不欲……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這裏的"輔萬物之自然"表明了聖人對萬物的關切之情，"輔"就是從旁輔助、扶助、或幫助，而不是直接幹預，更不能控製、操縱。這裏"輔萬物之自然"和"不敢為"的關系並不清楚。但是竹簡甲本原文則是"聖人欲不欲……是故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按照竹簡甲本，聖人之"能"與"弗能"適成對照，"輔萬物之自然"和"為" 構成對比。可見，老子古本之"為"不包括"輔萬物之自然"的行為原則和行為方式。"輔萬物之自然"是聖人可以做、能夠做、應該做的，而其他的行為則是聖人"不能"做的。這裏的"不能"顯然不是能力、體力、智力上的不足，因為大家都假定聖人的智能和影響力是超過普通人的，因此這裏的"弗能"只能是職責上、道德上、良心上的。這裏之所以特別以"能"與"弗能"相對照，顯然是要突出老子所主張的"輔萬物之自然"的特別的行為原則，同時警惕一般常見的"為"，即通常的社會控製行為及其行為方式，大致說來，就是直接設計、指導、命令、控製、操縱或庇護、寵溺等做法。

簡言之，"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意味著道家的聖人只能做"輔萬物之自然"的事，而不能作其他的事，或不能以其他的方式對萬物有所作為。按照老子自己的術語，這裏的"弗能為"就是"無為"之意，而"輔萬物之自然"就是"無不為"之效果，即萬物自己、自然、自發的成長和發展。這種主張背後有一種信念，即相信在通常或正常的情況下，萬物自身自然發展的狀況是最好、最有價值的 ，而聖人的職責就是通過維護正常的狀態給萬物的自然發展提供最好的條件。

"輔萬物之自然"中的萬物顯然包括人民或百姓。事實上，老子的責任感更多地、直接地表現於對百姓生存狀態的關切。四十九章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以百姓之心為己心，即完全以百姓之情感、目的為依歸，以百姓利益為治理天下的依據。這一句按照帛書本當作"聖人恒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帛書本的"無心"比通行本的"無常心"更徹底，是忘我和無我的境界，這樣的聖人是完全以百姓自身之生存、發展為目標的社會治理者。

以百姓心為心當然是一個理想，可是百姓之心並不一致，聖人該如何呢？下文接著說："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也。"  這就是說，不論百姓有何不同意見，不論某些百姓是否善良和誠信，都一律善待之，信任之，這是聖人自身無保留地實踐和提倡"善"與"信"的態度和做法。老子似乎相信，聖人的這種態度會讓社會風氣中的"善"與"信"進一步得到發揚和提高。原文接著說："聖人之在天下也，歙歙焉，為天下渾心，百姓皆註其耳目焉，聖人皆孩之。"這是要通過聖人"無我"、"無心"的治理方法達到天下渾然淳樸的境地。盡管百姓都忙於耳目聲色之事，聖人卻都把百姓都當作天真無辜的孩童  ，一律慈祥愛護，無所親疏。籠統地說，這也是無為而治的一種表現。

或問：這樣不辨是非，聽之任之，豈不是不負責任嗎？對此，老子應該有自己的思考邏輯。籠統地說，百姓中可能會有不善之人，不信之人，百姓之間也會有誰善誰不善、誰信誰不信的判斷和爭辯。不過，百姓之間的不同看法不會釀成大患。但是，聖人作為在上位的社會治理者要在百姓中清楚地區別誰是善的，誰是不善的，誰是可信的，誰是不可信的，從而排隊、劃線，有所區別，有所親疏，並且以善排斥不善，以信排斥不信。而這絕非易事，更非善事。硬要加以清楚的劃分和區別，必然會在百姓之間製造猜忌、分裂和沖突。老子五十七章說："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叛。"（竹簡本）忌諱大約泛指自上而下的禁忌、禁令之類，禁令多了會引起反感、反叛。老子大概認為，如果百姓忙於耳目分辨之事，聖人也跟著去分辨善與不善，信與不信，就會陷於百姓的紛爭之中，反而不利於提倡善與信。  所以老子又說"愛民治國，能毋以知乎"（第十章帛書本）。這裏的"愛民"二字非常重要。"愛民治國"不是一般的治國方法，而是以"愛民"為原則、為目的的治理方式。這種"愛民"是一種普遍的愛，不是只愛"善民"、"信民"，不愛"不善"、"不信"之徒。"能毋以知乎"就意味著淳樸的、不施謀略的管理之道，意味著對百姓不做明察是非的判斷，不辨善與不善、信與不信，即不以通常的精審詳辨之才直接治國，才是真正的"愛民"式"治國"的表現，不同於只愛一部分，不愛另一部分的精明算計型的社會管理者。

老子認為，聖人淳樸無為，百姓才能有充分成長發展的空間，所以說"絕知棄辯，民利百倍。"（十九章竹簡本）"絕知棄辯"本身不是目的，"民利百倍"才是目的，才是效果。聖人不逞才智，不辨是非對錯，從根本上講，有利於百姓自得其樂，是為了百姓人民的利益。"愛民"、"利民"的說法表達了老子對人民的關切，這種關切的目標是希望百姓能夠自由、自主的成長、發展和繁榮，所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竹簡本）這裏的"無事"、"無（亡）為"、"好靜"、"欲不欲"都是講聖人應該實行的清心寡欲的無為而治，而"民自富"、"民自化"、"民自正"、"民自樸"都是"無為"之治所要達到的效果，亦即人民自由、自然地向健康、富裕、淳樸的方向成長。  這裏聖人的淳樸無為和後來所說的君主玩弄權術的"愚民政策"是毫不相幹的。

老子主張讓百姓"自富"、"自化"、"自正"、"自樸"，有人會把這種原則誤解為不負責任、放其自流。但是老子提出這種主張的出發點卻是"愛民"、"利民"，是為了達到更高的理想目標，實現更好的社會效果。老子說："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為，是以不治。"（七十五章帛書本）以聖人之睿智、地位，如果要競一人之功，顯一人之智、逞一人之才，必然會影響和妨礙下屬百官和百姓的"自化"、"自正"、"自樸"和"自富"。聯系"輔萬物之自然"的原則，老子大概認為，聖人退居輔助、輔佐的角色，不逞一己之強，不顯一己之功，下屬臣僚和萬民百姓就更能發揮自主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享受自由發展的空間及和諧的社會氛圍。所以說，老子的責任感是超越通常意義之直接"負責"的態度和方法，是為了追求更高、更好的目標和效果，這實質上是一種更高的責任感。這不是一般的善，而是"上善"，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第八章）"善利萬物而不爭"正是老子之聖人無為而治的目的、效果和特點，也是"無為而無不為"的一種具體表述。

筆者曾經提出，老子之無為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概念，而是代表許多否定式說法的"概念簇"，包括不爭、不言、不美、不為、不武、不怒、不尚賢、無心、無知、無欲、無身、無事、勿驕、勿強、勿伐等等數十種否定式表述。  這些否定式的表述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是簡單或單純的否定，而是辯證的否定之否定，即向更高層面發展、達到新的肯定的否定。比如，聖人"弗能為"是對一般侯王的直接控製式的"為"的否定，但老子的思想並非到此為止，而是蘊含著豐富的內在意義，指向更高的目標和境界。"弗能為"在否定一般之為的同時意味著對"輔萬物之自然"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在更高層次上的肯定。  正如三十四章說："是以聖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為大也，故能成大。"（帛書本）"不為大"是否定，"能成大"是否定之否定，是在否定基礎上的新的肯定，是對更高目標的肯定，或者說是指向超越性目標的。《老子》中的很多觀點體現的都是這種辯證式否定。  理解這種辯證式否定的思想方法是理解老子之無為而治和責任感的關鍵。

作者：

劉笑敢，1947年河南生人，在天津讀中小學，1968年到內蒙古插隊落戶，1973年入讀內蒙古師範學院中文系，1978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張岱年讀研究生，1985年獲博士學位並留校任講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