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全真道的繼承與革新精神看新時代道教的使命擔當

全真道是金元時期崛起的新道派，由王重陽于金大定七年（1167）在山東甯海初創，後經“全真七子”的弘揚，從山東走向全國，由民間走向官方，至元初達至鼎盛。全真道興起和發展的金元之際，正是女真、蒙古族相繼入主中原、戰亂頻繁、社會動蕩的年代，複雜紛亂的社會政治形勢加上傳統道教已然暴露的種種弊端，使得全真道在初創時便以融合“三教”、革新除弊的姿態出現，對傳統道教進行了繼承與革新，爲道教發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得全真道逐漸成爲道教的主流宗派。牟鍾鑒先生認爲：“全真道的出現與流行，意味著道教一場重大改革運動的展開和成功。”1全真道在“高倡三教合一”“加強教團建設”“力踐功行雙全”“存續中華文化”這幾方面的繼承與革新，以點帶面地展現出其在教理教義、教團建設、修持方式、文化傳承等各個層面的特色。其思想和實踐中所彰顯的“和合包容”“精嚴精幹”“有爲濟世”“文化承繼”等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資源。在新時代，如何挖掘和弘揚全真道的精神，推進道教中國化，保障道教與時俱進、健康發展，是值得重視和深入研究的課題。

高倡“三教合一”：

和合包容的精神

高倡“三教合一”可以說是全真道最爲鮮明的立教特色，此理論基調也在全真道的發展過程中“一以貫之”。全真道的先驅們一方面對道教自身進行了深刻反省，繼承了傳統道家慈儉不爭、清虛出世的教義；一方面又適應社會發展，融合儒、佛兩家“性命兼修”的“真功真行”的實踐，提倡“苦己利人”的入世情懷和心性之說。這說明全真道的定位很明確，它不是與儒家、佛教相對立的道教，而是與儒家、佛教相通融合的道教，全真道之所以被認爲是“新道教”，而有別于傳統道教，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唐宋以來，受儒釋道三教合流思想的影響，道教逐步融儒攝佛，尤其著力于會通道禅，不過仍強調以道爲主。2全真道則以“三教合一”爲立教基石，徹底擯棄三教門戶之見，高倡“三教同源”“三教一家”“三教平等”，力促三教融合。這不僅符合當時的社會思潮，也吻合王重陽在未傳教之時便立下的“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3之宏願。王重陽認爲“儒門釋戶道相同，三教從來一祖風”4，又言：“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三教者，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樹生三枝也。”5也就是說，道、儒、釋三教的核心都是“道”，宇宙中只有一個“道”，所以三教同根同源，可合一于道。至于教化人心方面，三教各有獨特的積極作用，因而三教同功。基于此，全真道力倡三教合一、融合三教教義共同教化社會人心。王重陽還把早期的五個全真道組織分別命名爲“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以及“三教平等會”，從中就可以看出王重陽對“三教合一”的重視程度。

金源璹撰《終南山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說：“真人勸人誦《般若心經》《道德》《清淨經》及《孝經》，雲可修證。”6說明在實際傳教過程中，王重陽也將“三教合一”落到了實處。他平等地看待三教經典，並將最爲精煉簡明的經典，如道教的《道德經》《清靜經》，佛教的《心經》，儒家的《孝經》篩選出來，教導全真弟子學習，這是全真道將“三教合一”融入日常活動的表現。

王重陽之後，其弟子仍將“三教合一”視爲立教之本。如馬钰在《贈李大乘兼呈淨公長老》的詩中說：“雖有儒生爲益友，不成三教不團圓。”7王處一言：“更望參玄衆友，遵三教、千古同欣。”8丘處機則認爲“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這些都體現了“三教合一”思想在全真道發展過程中的“一貫性”。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重陽子》

《重陽立教十五論》

《全真清規》

全真道“三教合一”的立教宗旨充分彰顯了一種“和合包容”的革新精神，使其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環境下，既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又注意吸納儒、釋優秀文化基因以發展自我特色，在文化融合的大趨勢下對不同思想文化因素進行了成功整合。這不僅是對傳統道教成仙理論的革新，有利于全真道自身的改革與發展，更是對宋元時期三教合一思潮與時俱進地回應，使得三教通過相互碰撞、交流實現了更深度的融通。

加強教團建設：

精嚴精幹的革新精神

元代全真道大盛，除了受到統治階級的青睐外，也得益于它在戒律體系、人才培養等方面的革新。其“精嚴精幹”的革新精神使得全真教團戒律精嚴，人才濟濟，組織嚴密，共同創造了全真道的輝煌曆史。

泰山靈應宮

一是戒律體系之“精嚴”。全真道自其初創就對戒律非常重視，要求道衆對各項戒規嚴格遵守，這也是全真道的一個重要特色。早在全真道創立之前，道教已經有戒律，但王重陽對傳統道教戒律進行了革新，制定的戒律更爲嚴格。他借鑒佛教的出家制度，要求全真道士克己忍辱、清修自苦，必須出家住廟清修，不能娶妻、不食葷腥、不可飲酒等。王重陽有《立教十五論》傳世，可視爲全真戒律的基礎。它對全真道士的住庵、雲遊、學書、和藥、蓋造、合道伴、打坐、降心、煉性等都一一進行了規範。如規定蓋造不可“大殿高堂”，只可“茅庵草舍，須要遮形”，所以全真道早期的修行場所都比較簡陋，道士往往以乞食或自耕爲生。在選擇道伴方面，則要求“先擇人後合伴”，要選擇“明心、有慧、有志”者合之等。馬丹陽在《真仙直指語錄》有“十勸”之說，丘處機則有《長春真人規榜》，這些皆可視爲全真道初創期的戒律規範。
　　元代以後，爲適應全真教團的發展和集體住觀修道的需要，全真道實行叢林制度，並制定全真清規，作爲戒律的補充,以規範道士的行爲和維持道觀的有序運行。其中元代全真道士陸道和編集的《全真清規》影響最大，一直傳承至今。全真清規對違反規定的弟子有很嚴厲的處罰措施，如跪香、逐出師門等。9這就促使全真道形成了嚴執戒規的教風，全真道也因此得到了廣大信衆的支持。清初，戒律廢弛加速了道教衰落。龍門派第七代律師王常月立志革弊，以公開傳戒、整頓教規作爲振興宗門的有力措施，重整全真龍門派並制定了初真、中極、天仙三壇大戒，至今仍是全真道傳戒的內容。王常月著有《碧苑壇經》二卷，又名《龍門心法》，以精嚴戒行爲本，強調持守戒律，遵守教規，此教法恢複了全真道初期的教風，促使龍門派在清初又出現了相對興盛的發展局面。

二是教團人才之“精幹”。道教史評說全真道是“士大夫文化人之教”，形象生動地指出了早期全真道的特色。全真道的興起與早期全真道士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分不開。首先，王重陽洞察傳統道教的種種弊端，有志“洗百家之流弊，紹千載之絕學”。因此在其創教初期，對教團骨幹人才的選拔和培養都十分慎重和重視。王重陽在陝西修道7年，但收徒很少，這雖與他初期專注自身修行有關，但也跟他嚴格的收徒標准有密切聯系。從他對“全真七子”的點化和培養就可以看出，王重陽對有意入道者有很嚴格的挑選標准，甚至“诮罵捶楚以磨煉之”，這首先就淘汰了很多道心不固者。對他認爲資質較好、有能力、有道心繼承和弘揚全真道事業的人，則多方點化、悉心培養。事實證明，王重陽悉心挑選的“全真七子”均爲玄門翹楚，是全真道走向鼎盛的有力助手和後盾。其次，由于全真道“三教一家”的理念，所以對儒釋門人也毫無門戶之見，積極接納那些政權更叠中的落魄儒士投身全真道，積極結交對全真道有興趣的士大夫階層，一時之間，全真門下精英雲集，不僅擴大了全真道的隊伍，還提高了全真道的素養。“全真道的教祖、骨幹多出身于知識階層，其文化素養在金初三大道派中最高，留下的著述也最多。這些論著和詩文集，不僅全面而系統地表述了全真道的教義教制，而且還具有很高的文學水平。”10有文化素養的全真道士不僅讓全真道教理教義更加系統化，而且會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下層民衆宣講全真道教理教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真道的傳播與發展，爲金末元初全真道的興盛做出重要貢獻。由此可見，教團人才建設的重要性。

總之，全真道戒律體系之“精嚴”，教團人才之“精幹”是全真道得以大盛的制度保障和人才基礎，體現了全真道在教團建設方面“精嚴精幹”的革新精神，使得全真教團更具凝聚力、生命力和勃發力。

力踐“功行兩全”：

有爲濟世的革新精神

金元全真道力踐“功行雙全”是對傳統道教注重肉體成仙修行方式的革新。道教本以內修外化爲主要特征，全真道在繼承傳統的同時，更關注世俗社會，提出“功行兩全”的口號。11

王重陽在立教之初，就確立了全真道“內以修身、外以濟世”的“功行兩全”的宗旨，強調“真功”與“真行”的結合。所謂真功，是指識心見性、性命雙修的內修功夫；所謂“真行”，是修仁蘊德、傳道濟世的社會實踐。“功行雙全”就是內煉真功，外修真行，將清靜無爲的內丹修煉與積善累德的外修功夫合一並重。王重陽認爲，要想“全真而仙”，必須功行兩全，只在心性上下功夫而不注意“真行”，是無法修仙證道的。由此可見，全真道既重視清靜修行、識心見性的內修功夫，也注重濟世度人、兼善天下的外行實踐，這就體現了全真道的內出世、外入世和有爲濟世的革新精神。

因應社會時勢的發展，在全真道發展的不同階段，全真弟子對“功行雙全”的闡釋和踐行各有側重。比如，王重陽時期，金朝對宗教控制較嚴，因此更偏重出世清修，比較注重在行善之心的煉養上下功夫。馬丹陽則主張內要澄心制念，外要以道德行爲規範約束心念。認爲在修行過程中應當功行雙修，無有偏頗。二者一生實踐的重心偏于清修方面，不僅與其傳道立教初期著力于教內建設，尚無道力普濟社會有關，還與他們偏重“功”有關。而丘處機就提倡事上磨練，反對避世清修，更加注意在“行”上下功夫。丘處機掌教後，適應宗教政策相對開明和全真道壯大發展的新形勢，及時調整行教方針，積極入世。同時又提出“存無爲而行有爲”的原則，這樣既能保持全真道的出世性，又主動積極入世，這也是全真道在丘處機時代能夠走向興盛的根本原因。可見，全真道對“功行雙全”的闡發與踐行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結合時代發展需要，賦予其因時而異的時代內涵，承擔起時代所需的倫理教化之重任。

金元全真道對“功行雙全”的推崇和實踐，體現了全真道“有爲濟世”的革新精神。秉承這種精神，全真道做了很多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事情，大到丘處機“一言止殺”保護萬民，小到日常濟困窮苦百姓。這些對社會有爲，對民衆扶持的行爲讓全真道呈現出與傳統道教截然不同的精神風貌，在亂世之中樹立了有爲濟世的良好形象，因此才能得到各階層人士的信奉和支持，從而成就了全真道在元初的鼎盛發展局面。

存繼中華文化：

“文化承繼”的新精神

道教本來就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全真道更加自覺地承擔起保護、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使命，這也可視爲全真道之所以是新道教的一個特色表現。12中國曆史上，因異族入侵而導致政權興替、戰亂不斷的時期，中華傳統文化也往往面臨著深重危難。全真道興起和發展的金元之際，正是民族蒙難、文化蒙塵的時代，全真道在保存和承繼中華文化方面曾發揮了重要作用，甚至許多學者認爲王重陽創立全真道的初衷是爲了保全中原文化。錢穆先生說：“全真教諸祖師乃借宗教爲掩護，其所以彌殺機，召祥和，爲社會經濟保存一線生機，爲傳統文化保存一脈生命，正猶西方羅馬覆亡以後之基督教會也。”13姚從吾先生認爲：“全真教主張儒釋道合一，目的既不在宣揚傳統的道教，或者有保存全民族傳統思想的意味。”14一種文化使命感與教團壯大的雙重力量，推動了全真道完成了重新整合中華文化，使異族接納中華文化的重任。

全真道之所以能夠在亂世之中承擔起保護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重任，與它高素質的信道人群有莫大關系。前文已提及，全真道的創教祖師和骨幹中堅大多是有文化的士階層，立教和傳教時期又悉心收容接納各類遺民、士大夫和讀書人，這些知識階層本身就給全真道增添了文化基因，而一旦入道後，又往往自覺承擔和發揮著保護、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使命，成爲文化保護和傳承的主體。在社會動亂之中，他們既有動力也有使命感去保護傳統文化。

元太祖十五年（1219），丘處機以70高齡之軀，遠赴萬裏之外的漠北雪山，觐見成吉思汗。在與成吉思汗論道的過程中，他力勸其寡欲止殺，敬天愛民。在成吉思汗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後，更是廣開教門，接納和解救了很多漢族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對傳統文化起到了保護作用。錢穆先生認爲，全真道既是傳統文化的“承繼人和保護人”，又是傳統文化的“宣傳人和推廣人”。

總之，全真道具有一種文化擔當，具有保護和傳承中華文化的內在需求和沖動，這也可視爲全真道之所以是改革性道教的一個表現。

新時代道教的使命擔當

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曆史方位。”新時代賦予了道教更好的發展機遇，也賦予了道教更重的使命擔當。“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回望金元全真道的革新精神，對新時代道教完成使命擔當有如下啓示：

（一）增強使命意識，赓續革新精神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新時代的宗教中國化，不僅是我國宗教的曆史使命，也是各宗教完善自身、發展自身的曆史機遇。新時代道教應立足道教中國化實踐，進一步增強使命感、責任感，自覺擔當起推進道教中國化的神聖責任和光榮使命，不斷反思新時代道教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不斷探索進一步推動道教中國化的方式和途徑。此外，中國化是一個不斷動態發展變化的過程，唯有不斷自新、不斷革新、不斷變化，才能行穩致遠。因此，新時代道教應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赓續金元全真道的革新精神，順應時代進步潮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以革新精神推進道教中國化。

（二）秉承開放心態，促進文明互鑒

目前，世界已進入多元文化並存時期，道教也正在逐步成爲世界性的宗教。新時代道教應保持開放心態，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一要以開放包容的胸懷和氣度來對待異己文化，與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文化形態互相學習、交流，汲取營養，互融互通。在此基礎上，借鑒和吸納優秀文化的經驗和優勢，促進道教的自我革新和創新，以更好適應新時代的變化和發展。二要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創新道教文化的弘揚方式和路徑，打造道教文化知名品牌，向世界展示道教文化的獨特內涵和價值，推動道教優秀文化的更廣泛傳播和更深遠影響。

（三）加強自身建設，重視人才培養

加強自身建設，提高人才隊伍水平是道教中國化的重要保障。建立適應新時代的戒律體系、管理模式和人才隊伍是新時代道教的重要使命。一要以戒爲師，倡導真功。道教戒律，曆來就是道教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手段。新時代道教應增強戒律意識，以純正宗風爲重點，正信正行，樹立和維護道教界良好的社會形象。同時，還應強化內功修爲，因爲道教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與修行方式相關。二要規範管理制度，加強教團組織管理。教團管理制度的完善，可爲道教宮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新時代，道教宮觀應在堅持政府引導、教界發揮主體作用的基本管理模式基礎上，進一步因時因地因觀制定符合自身特點的規章制度，促進道教活動場所管理的規範化、道教活動的規範化以及教職人員行爲的規範化。三要重視人才培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才是振興道教的根本，新時代道教應立足社會現實，緊跟時代步伐，拓寬人才培養渠道、提高人才培養標准，改善人才梯隊結構、強化骨幹人才培養力度。只有爲新時代道教不斷輸送新鮮、優質的血液，才能持續提升推進道教中國化的能力水平。

（四）堅守濟世情懷，適應服務社會

一是深挖道教“上體天心，下利人物”的文化傳統，廣泛傳播道教的慈善理念，爲營造與人爲善、樂于助人、文明和諧的社會風尚貢獻正能量。二是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公益慈善是道教融入、服務社會的重要途徑，也是道教的責任擔當和曆史使命，諸如扶貧濟困、助學、敬老、抗疫救災等公益慈善活動，是道教界服務社會的最基本也是最實在的方式。三是發揮自身優勢，投身社會服務。新時代道教應該發揮自己在養生、健體、道醫等方面的特長和優勢，創新服務社會的方式方法，展現生命道教、智慧道教的特色。

（五）提升文化自信，續傳文化薪火

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新時代道教作爲根植于中華沃土的本土宗教，理應爲文化傳承貢獻力量。一要做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者。曆史證明，只有了解、尊重、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宗教才能立根生長。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宗教活動場所的“四進”活動爲宗教界人士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契機。道教界人士應積極響應，自覺學習，提升個人傳統文化的素養，深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二要做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掘者。道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經典、哲學思想、道德理念、人文精神等都是構成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基因。挖掘和整理道教豐富的文化內涵，是新時代背景下道教堅持中國化方向的主要任務之一。三要做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涵養中國宗教的豐厚沃土。新時代道教應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在經典教義闡釋、制度建設等方面積極探索中國化路徑，以實際行動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作者

孟東麗單位爲山東社會科學院當代宗教研究所，宮樂濱單位爲山東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本文刊于《中國道教》2022年01期。

注：

1.牟鍾鑒等：《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第1頁。

2.牟鍾鑒：《儒道佛三教關系簡明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3頁。

3.劉志玄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重陽子》，《道藏》第3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2頁。

4.王重陽：《重陽全真集》卷一，《道藏》第25冊，第693頁。

5.王重陽：《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道藏》第25冊，第802頁。

6.金源鑄：《終南山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道藏》第19冊，第725頁。

7.趙衛東輯校：《馬钰集》，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第64頁。

8.白如祥輯校：《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集》，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第342頁。

9.王卡：《道教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07頁。

10.卿希泰、唐大潮著：《中國道教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3頁。

11.趙衛東:《金元全真教史論》，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第404頁。

12.王馳：《全真祖師王重陽在中華道學史上的五大貢獻》，《昆嵛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90頁。

13.錢穆：《金元統治下之新道教》，《人生》第31卷，第3期。

14.姚從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姚從吾編著：《東北史論叢》（下），台灣正中書局，1959年，第1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