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希泰：試論老子《道德經》思想對于構建人類和諧社會的意義

卿希泰先生是我國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中國道教學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國際知名的道教研究權威學者，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八五”、“九五”宗教學學科規劃小組成員，國家教委首屆全國高校哲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前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中國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顧問，成都市道教協會顧問，四川省首批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四川省優秀教師、優秀研究生導師，四川省社會科學傑出貢獻專家，四川大學哲學系創建者之一，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創所所長，國家“985工程”宗教、哲學與社會研究創新基地首席專家。

老子是我國春秋晚期的一位大哲學家，其所著《道德經》一書，代表了當時中國哲學發展的最高水平，不僅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雖然只有五千余言，但其思想內容卻非常豐富，涉及到許許多多的方面。這裏，我們僅就其中對于構建人類和諧社會有關的部分作一簡略的介紹，以就教于方家。
       
　　由于老子其人及其著作，曆來即便衆說紛纭，莫衷一是，所以在開始介紹這個問題之前，先必須交待一下我們將采用哪種觀點作爲我們的立論依據。這裏，我們不准備詳細地去介紹各種不同的分歧意見了，因爲任繼愈先生在1985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修訂版《老子新譯》一書的“緒論”中，已經對有關各種不同的分歧意見，作了非常詳細的系統歸納和分析，並在歸納分析各種不同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很好的看法，也可以說是對這些爭論問題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他肯定了老子是春秋晚期的人，與孔子同時而略早，是孔子的老師;《道德經》五千言基本上是老子本人的著作，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者農民群衆的願望。他的這些觀點也正是本文立論的依據之一。此外，張松輝教授在2006年8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子研究》一書中，又在任繼愈先生系統總結的基礎上，對老子的身世及其思想，作了更爲詳盡的考辨，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考辨的基礎上提出了以老子爲首的道家文化，乃是批判繼承了以西周文化爲核心的中原文化的産物，“老子思想是屬于中原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該書第108頁)，並在論證老子對儒､佛兩家均有極爲重要影響的同時，還特別強調其和道教的密切關系，認爲老子是道家文化的創始人，又是道教所尊奉的教祖，其著作《老子》一書，被道教尊奉爲主要經典，稱之爲《道德尊經》;其基本思想，爲曆代高道們所繼承和發展。所以，他認爲道家與道教是密不可分的，如果離開道教而談論道家，這個道家就是有頭而無尾;相反，如果離開道家而談道教，這個道教就是有尾而無頭。他的結論是:“應把道家和道教視爲一體”，並對此作了詳細的論證(該書第406-412頁)。他的這種看法，我們是基本贊同的。我想，也許這正是我們這次召開的“國際道德經論壇”，既邀集了海內外的道教領袖，又同時邀集了世界範圍內的專家學者以及文化､經濟等社會各界知名人士一起共同參加研討《道德經》的一個重要原因。
       
　　下面，我們就來具體分析在《道德經》一書中，有哪些思想和構建人類和諧社會有關。老子基本思想的産生，是以他所處的時代爲背景的。老子生活的時代是春秋末期，當時的整個社會正在發生劇烈的大變革，社會秩序非常混亂，臣弑君､子弑父的事變經常發生，不少大國和強國對一些弱小國家經常發動兼並戰爭，多數小國已經被他們吞滅，新的封建制度正在興起，舊的奴隸制度正在崩潰。在這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的變革中，廣大下層的農民群衆仍然受著貴族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麽幸福，減少什麽痛苦。
       
　　 面對這麽一種社會大變動的現實，各個階級､各個階層都引起了震動，其代表人物都紛紛向社會發出了自己的呼聲。老子代表下層的農民群衆，首先發出了反對兼並戰爭的強烈呼聲。他反複強調:要構建人類的和諧社會，就必須以道治國，堅決反對以兵力在天下逞強;因爲戰爭的結果，只會給社會生産帶來嚴重的破壞，加深廣大人民群衆的痛苦。他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道德經》第30章)又說:“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誰都討厭它)，故有道者不處。”(《道德經》第31章)並指出:“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把戰馬用來種田);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連懷胎的母馬也用來作戰)”。(《道德經》第46章)
       
　　 但老子所反對的，僅僅是強國和大國所發動的對于弱小國的侵略戰爭，而對于弱小國家在遭到入侵時而不得已所進行的自衛戰爭，則是同情和支持的。所以，他在同一章裏又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經》第31章)所謂“不得已”顯然是指當弱小國家遭到別國入侵時而不得不奮起反抗的自衛戰爭。他還指出:“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道德經》第68章)所謂“哀者”，應是指被迫奮起反抗的自衛者。由此可見，老子並不是像有些學者所指責的那樣籠而統之地反對一切戰爭。當然通過兼並戰爭，促進封建制度的發展，這在當時是曆史的一種進步，老子沒有一分爲二地來看待這個問題，這也是一個失誤，但他指責這種侵略戰爭給社會生産帶來嚴重的破壞和給人民群衆造成極端的痛苦，這也是非常合理的。
       
　　 老子在《道德經》中，還分析了人們之所以要發動兼並戰爭的原因，那便是由于人們的不知足，過于貪得無厭的結果。因此，他說:“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經》第46章)即是說，只有知道滿足的滿足，便永遠是滿足了，就不會去發動兼並戰爭，社會生産便不會遭到破壞，人民的生活也就不會那樣困苦，人類社會也就自然和諧了。所以他說:“知足者富”(《道德經》第33章)。
       
　　老子還“是中國哲學史上抨擊剝削制度不合理並有較爲系統的言論的第一個思想家。”(任繼愈《老子新譯》第25頁)他在《道德經》中對當權的封建統治者不顧人民死活，過著越來越奢侈的生活，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指責他們說:“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余，是謂濫竽。非道也哉!＂(《道德經》第53章) 換成現代的語言，就是說:“在廣大的農田已經非常荒蕪，所有的倉庫都已經空虛的情況下，而他們自己所住的宮殿卻非常整潔，穿著非常華麗，佩帶著鋒利的寶劍，擁有吃不完的精美飲食，占有用不完的財富，這是多麽不合理啊!這就叫做剝削人民的強盜頭子。”
       
　　 老子還對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行爲進行了憤怒的譴責，揭露了在社會大變革中所産生的新的封建的租稅制度給人民帶了饑餓。他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道德經》第75章)這就是說:人民群衆之所以饑寒交迫，那是由于統治者鯨吞的租稅太多､剝削太重所造成的;人民群衆之所以要起來反抗，那是由于統治者只顧保養自己生命而不顧人民死活，不斷地敲榨他們所造成的。因此，他警告統治者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道德經》第74章)又說:“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道德經》第72章)即是說，人民是不怕死的，爲什麽要用鎮壓來恐嚇他們?當他們不怕統治者威力的時候，那更爲可怕的事情就要發生了。所以，不要逼得人民不能安居，也不要堵塞人民謀生的道路，否則就會造成社會的動亂和危機。老子這種反剝削､反壓迫和譴責統治者的言論，乃是追求社會和諧進步的一種表現。
       
　　在《道德經》中，老子要求統治者一定要像“天之道”那樣公平合理地辦事。他形象而生動地比喻說:“天之道，其猶張弓欤?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經》第77章)再次明確指出，當前那些封建統治者，實行的“人之道”是不公道的，只有以道治國的人，才能按“天之道”的原則公平合理地辦事，社會才能安定和諧。
       
　　老子在《道德經》中針對春秋末年社會的各種弊端進行激烈的抨擊之後，還給我們描繪了一個沒有侵略戰爭､沒有剝削和壓迫､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生活幸福美滿的一個理想的人類和諧社會的藍圖。這個理想的人類和諧社會的藍圖就是: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 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第80章)
       
　　這種“小國寡民”思想乃是《道德經》中極爲重要的政治觀和社會曆史觀。過去許多學者都對此持批評和否定的態度，認爲這是老子要把人類社會拉回到洪荒未開的原始社會去，是一種倒退，是代表沒落貴族的一種沒落思想。實際上這是一種天大的誤會。張松輝教授在《老子研究》一書中爲它進行了昭雪平反。他認爲原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生産力的極端落後，當時還沒有什伯之器､車船､兵甲､文字等人類先進的東西，也沒有國家的存在。而在“小國寡民”的社會裏，則不僅已經有了什伯之器､車船､兵甲､文字之類先進東西，只是不去使用它們而已;而且還有了國家的存在，並有“鄰國相望”，只是沒有國與國之間的兼並戰爭，彼此都能和平共處，這也正是“雖有甲兵而無所陳之”的道理，這正是和諧社會的一種表現。
       
　　 在這個理想的和諧社會裏，既然有了國家的存在，當然也就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不過這裏的統治者所奉行的是以道治國，按照“天之道，利而不害”(《道德經》第81章)原則辦事，不剝削和壓迫人民。這種統治者就像 “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道德經》第66章)雖處在領導地位，人民卻擁護他而不感到是負擔。
       
　　 因此，張松輝教授的結論是:“老子所倡導的小國寡民社會，不是蒙昧落後的原始時代，而是經過否定之否定後，對所謂文明的抛棄和對自然的回歸。……是一種看似原始社會､而實際屬于文明形式更高的社會。”(《老子研究》第179-180頁)我認爲這是對老子所描繪的人類和諧社會的一種較爲合理的解釋。
       
　　 綜上所述，老子在《道德經》中所闡發的構建人類和諧社會的思想，不是一種反動的思想，而是一種進步的思想，“應當和《禮運》的大同社會同樣值得肯定”(任繼愈《老子新譯》第20頁)，對我們今天構建人類和諧社會也有其參考價值。

注:文中的部分譯文，參考了任繼愈《老子新譯》。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創新基地)

來源：《中國道教》 2007年 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