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全球化道教與道教化全球

「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自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自前蘇聯解體以後，就在世界範圍內，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在我國學界和宗教學界，則隨著中國「入世」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事件的發生，也越來越成為包括廣大道教信眾及其管理人員在內的中國民眾和中國學者的一個熱門話題。人們非常樂觀地預言：隨著中國的「入世」，不僅中國的其他事業，而且中國的道教和其他宗教都將有一個「跨越式」的發展。應該說，這樣的預言是有一定的理據的。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不僅給我國道教的發展帶來了機遇，而且也向我國道教提出了挑戰；因為「全球化」不僅相當尖銳地向我國道教提出了在進一步「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同時如何「適應」世界範圍內的「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的大格局的問題，而且還相當尖銳地向我國道教提出了如何「利用」世界範圍內的「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的大格局，進一步走向世界，為推進世界範圍內的宗教對話、宗教和平和人類文明、人類進步事業切實履行我們應當承當的國際義務和歷史使命的大問題。

「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之所以有望促進我國道教的「跨越式」發展，首先就在於它明顯地造成了我國道教的「後發優勢」，使我國道教的「跨越式」發展獲得重要助力。「後發優勢」連同與之緊密相關的「趨同假說」原本屬於經濟學概念，是著名的索羅經濟增長模式中的兩個基本範疇。這兩個範疇無非是想告訴人們，在跨國間相似經濟參數的情勢下，落後國家或窮國有望比富國或發達國家有更快的人均增長，有望經過或長或短的時間終究可以趕上或超過富裕國家或發達國家。從歷史經驗看，19世紀末德國和美國的興起，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富強，以及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洲「四小龍」創造的經濟奇跡，都被看作後來者居上的典範之作，也都被看作後發優勢和趨同假說的有力佐證。後發優勢概念和趨同假說，雖然屬於經濟學範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當適合於說明各國宗教的發展。

例如，在美國，不管基督教和天主教如何發展，都不可能在近期內創造出增長幾倍乃至幾十倍信眾的奇跡。而對於一些信眾很少的宗教則顯然存在這樣的可能。在我國，道教一般信眾由於缺乏嚴格的入教手續，而很難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道教即使在我國也算不上一個大教。倘若從全球範圍看問題，事情就更其如此了。這樣，隨著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進一步走向世界並同國際社會進一步接軌，隨著中國社會在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同西方社會的距離之日趨縮小（即所謂「趨同」），便有可能在世界範圍內為我國道教開辟出超過其他較大宗教的發展空間。此外，由於道教在我國是一種道道地地的本土宗教，在未來的世界範圍內的宗教交往和宗教對話中也有望受到特別的重視，從而獲得更多的發展機遇。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對於我國道教的未來發展來說，不僅是「機遇」，而且也是「挑戰」。全球化之所以會向我國道教提出挑戰，首先就在於我國道教的比較嚴格的「本土」性質。我們知道，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在當前的情勢下以及在以後的一個較長的一段時間裏，其主要內容依然是同「西化」緊密相關的，盡管這樣一種狀況有可能給一些窮國或不發達國家帶來一定的傷害，但這畢竟是一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的現實。在這樣一種局面下，隨著中國社會同西方社會距離的不斷縮小，我國道教將面臨著一個越來越嚴重的適應變化了的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問題。這項任務對於我國道教會比我國的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東正教）要艱巨得多，因為基督宗教的歷史源頭原本就在西方。其次，在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的大格局下，我國道教作為一個小宗教，作為一個弱勢宗教團體，最有可能成為西方文化或西方宗教殖民政策的犧牲品。美國學者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在談到全球化時曾經坦率地指出：「美國的經濟、美國的政治影響和美國的文化，都單向地對於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產生巨大的壓力，使其更像我們自己，更加美國化。」這是相當中肯的。

因此，如果套用哈貝馬斯的術語的話，全球化的一個主要層面便是「美國模式」在歐洲和世界上的「殖民化」。試想，如果不是為了抗衡美國的殖民化政策，中世紀以來一直沿著由「一元化」向「多元化」或「本土化」路線前進的歐洲各國，何以可能突然轉向，在「歐洲一體化」或「歐洲共同體」的旗幟下謀求發展呢？如果作為美國化之一種形態的全球一體化對像西歐這樣的發達國家也提出了挑戰的話，則它之對不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提出的挑戰就將更其嚴重了。對不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如此，對不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宗教也會如此。而且，很顯然，對於像我國道教這樣的小宗教團體來說，其「被殖民化」的幾率將會更高，「被殖民化」的程度也有可能會更大。「殖民化」與「反殖民化」無疑是我國道教在其未來發展中必然遭遇到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嚴重問題。

既然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既給我國道教的未來發展帶來了「機遇」，又向它提出了「挑戰」，那麽，我國道教在其未來發展中究竟怎樣才能有所作為呢？首先，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我國道教應當充分利用自身具有的後發優勢，努力促成我國道教的跨越式發展，努力把這種可能轉化成現實。而為要充分發揮我國道教的後發優勢，我們就必須參照和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特別是發達國家利用和發揮這一優勢的歷史經驗和現實過程，結合我國道教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在我國道教的宗教教育、宗教管理、宗教神學體系的構建等方面製定出既具有國際眼光和前瞻性又非常切實可行的遠景規劃和近期計劃。在參照和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時既要註重其成功經驗，更要特別註重其教訓。其次，更為積極地開展和推進宗教交流和宗教對話是我國道教在其未來發展中的又一項重要任務。這種交流和對話不僅包括同世界各國宗教的交流和對話，而且也應當包括同我國其他宗教（如「中國佛教」、「中國基督宗教」和「中國伊斯蘭教」）的交流和對話。最後，我國道教在世界未來的全球化過程中應當具有更多的參與意識、角色意識和擔當意識。這就是說，我國道教在世界未來的全球化過程中不應當僅僅扮演一個消極接受者的角色，而應當進一步扮演一個積極參與者的角色，應當同我國及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一道為從根本上改變全球一體化即西化這樣一種當今世界發展的不太健康的狀況，努力使全球化在平等互利原則基礎上沿著多維互動的方向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我國道教，作為我國「五大宗教」中唯一一個正宗的本土宗教，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

例如，在強調「域中有四大，而人為其一」的本體哲學以及「長生久視」和「死而不亡」的人生哲學等方面，都是許多西方宗教所不及的。因此，只要我國道教一方面放眼世界，另一方面又積極開掘、利用和弘揚其優秀遺產，就一定能夠在世界各國宗教的未來發展中扮演一個其他宗教難以替代的角色。所有的世界宗教，無論是基督宗教，還是伊斯蘭教和佛教，都是從民族宗教發展而來的。我國道教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真正走向世界舞臺應該說是沒有什麽問題的。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有「陶冶萬物，化正天下」的社會理想。事情誠如梁啟超先生所言，「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為鵠也。」現在，既然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了「化正」「真天下」的歷史時期，我國道教在積極適應中國的社會主義並為全面建設中國小康社會作出更大貢獻的同時，致力於世界各國宗教的共同事業，致力於世界各國宗教的平等對話和健康發展，並為人類的和平和發展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就是其一項義不容辭的國際義務和歷史責任。

（段德智，武漢大學宗教學系）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03年第1期，引自愛思想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