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沖突論”新解——以宗教爲背景的泛化民族沖突

2008年的平安夜，“文明沖突論”的倡導者，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駕鶴西歸，一度引起全世界學者激烈爭論的“新穎理論”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1993年，在美蘇兩霸爭奪世界的冷戰剛剛結束不久，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就在《外交》雜志上發表了題爲《文明沖突？》的論文，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當年絕大多數政治、民族、文化、曆史學家都不能接受亨廷頓的見解，因爲文明的沖突實在太讓人費解了。人們習慣地將文明、文化看成是利益的外在表現，很難承認文化自身成爲沖突的根本原因。 1997年，亨廷頓將自己的主要觀點進行擴展，寫成了一本新著《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更進一步地闡明自己的思想。今天我們如果在民族宗教學的視野中重新解讀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其實就是在基于宗教文化背景的理解民族利益沖突。在全球化時代，由于階級意識形態相對的淡化，民族國家權力的削弱，由宗教問題引起的民族沖突經常超越國家的界限，在跨國家的範圍內表現爲泛化性民族沖突。細讀亨廷頓的原著，可以體會其中的深刻意涵，也算作我們對這位頗受爭議人物的紀念吧。

亨廷頓所說的“文明”，我們從民族宗教學的角度定義爲“泛化民族”，絕大多數的文明（泛化民族）都有明顯的宗教背景

亨廷頓所謂的“文明”指什麽呢？他指出：“20世紀80年代，隨著共産主義世界的崩潰，冷戰的國際體系成爲曆史。在後冷戰世界中，人們之間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人民和民族正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他們用人類曾經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傳統方式來回答它，即提到對于他們來說最有意義的事物。人們用祖先、宗教、語言、曆史、價值、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社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層面上認同文明。”世界各地的人們根據自己的傳統來確定自己的身份，分辨自己的敵友，而傳統又包括一系列的因素。不過在這所有的文明要素中，宗教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亨廷頓又說：“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類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偉大的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種族和語言。但在宗教上相異的人們可能相互屠殺，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亞次大陸所發生的那樣。”世界上的民族構成形式多種多樣，未必都是根據宗教劃分的，但是無疑，在各種劃分民族的因素中，沒有一種可能像宗教那樣，最容易引起民族間的沖突。黎巴嫩的居民由于信仰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什葉派和遜尼派，所以導致沖突不斷，把曾經的“中東小巴黎”變成了火藥桶。前南斯拉夫的居民，因爲都說斯拉夫語而曾經聯合到一起，但是由于信仰天主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而又分裂成6個國家。南亞的印度也是由于信仰的差異，分成了信奉伊斯蘭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所以亨廷頓得出一個結論：“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征。”

如果因宗教信仰造成的民族對立僅僅限制于一個國家內部或數個國家之間，那也仍然只是和工業化時代的民族國家爭端一樣，不具有全球性的影響力。但是在全球化時代，由于各民族之間經濟利益的高度一體化，信息的充分流通，文化的深入交流，使得“全球政治正沿著文化的界限重構。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國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國家則分道揚镳。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確定的結盟讓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線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線趨于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的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爲全球政治沖突的中心線。”亨廷頓這裏所說的“文明”，我們稱之爲“泛化民族”。 所謂泛化民族也可稱爲超民族，指一些因某些民族要素擴展而形成的超越民族國家範圍的非實體性民族。例如按照地域劃分的歐洲民族、亞洲民族、非洲民族、美洲民族等等；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的遊牧民族、農耕民族、工業民族等等；按照語言劃分的印歐民族、阿拉伯民族、突厥民族、阿爾泰——通古斯民族等等；按照宗教信仰劃分的基督教民族、穆斯林民族、儒教民族等等。亨廷頓以軍隊的建制比喻民族的這種層級關系，種族和部族就是排，民族就是團，而文明則是兵團。在西方民族學、政治學的範疇中，民族（nation）是與民族國家的範圍基本對等的，超越民族國家層級之上，亨廷頓稱之爲“文明”，而我們從民族宗教學的角度將其定義爲“泛化民族”。亨廷頓把人類文明劃分成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和佛教文明7大塊，並認爲前3種文明之間存在著最大的沖突。他所謂的7大文明板塊，除日本文明外，都是我們所說的泛化性民族，除了儒教文明的宗教性目前尚有爭議外，其他文明都有明顯的宗教背景。

以基督教文明爲基礎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蘭教爲基礎的伊斯蘭文明間對抗的實質是泛基督教民族和泛伊斯蘭教民族的沖突

亨廷頓雖然列舉了7種文明，但是他也看出，所謂的文明沖突主要是兩大一神教的沖突。他說：“造成這一沖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諸如12世紀的基督教狂熱和20世紀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這些暫時的現象，而在于這兩種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沖突是差異的産物，特別是穆斯林的伊斯蘭教觀念作爲一種生活方式超越並結合了宗教和政治，而基督教則持有政教分離的觀念。然而，沖突也産生于它們的相似性。這兩種宗教都是一神教，與多神教不同，它們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們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們又都是普世主義者，聲稱自己是全人類都應當追隨的唯一真正信仰；它們又都是負有使命感的宗教，認爲其教徒有義務說服非教徒皈依這唯一的真正信仰。”從20世紀末期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開始，兩大一神教的沖突逐漸從局部走向整體。

亨廷頓通過1979年至1989年前蘇聯在阿富汗進行的戰爭，1990年美國發動的海灣戰爭，來說明何以在全球化時代，民族的沖突會上升爲一種超越國家的文明沖突，或者說泛民族沖突。“蘇聯人最後被其不能有效相比和抵消的3個因素所擊敗：美國的技術，沙特阿拉伯的金錢，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熱。這場戰爭遺留下一個不穩定的伊斯蘭組織的聯盟，其目的在于促進伊斯蘭反對一切非伊斯蘭力量。……最爲重要的是，伊斯蘭從勝利中獲得了實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勝利的願望。”前蘇聯在阿富汗的失敗，不僅直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近代以來一直被失敗主義情緒控制的伊斯蘭世界，堅定了他們對抗西方世界的決心。同時他們在阿富汗戰爭中，也找到了一條以非國家形式，支援穆斯林兄弟的抗擊入侵的方法。到了1990年的海灣戰爭，事件的起因本來是由于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無緣無故地占領了另一個伊斯蘭國家科威特，目的是要把持巨額的石油資源。美國出于防止伊拉克獨占海灣石油的目的而出兵，但卻打出了替天行道，扶助弱小的旗號。海灣戰爭開始前，美國的行動得到了伊斯蘭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因爲他們都害怕軍事實力強大的伊拉克侵略本國。但是美國在伊拉克獲得軍事勝利後，“從埃及、敘利亞、約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阿富汗、蘇丹到其他地方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集團，都譴責這場戰爭是‘十字軍戰士和猶太人’聯合反對‘伊斯蘭及其文明’的戰爭。……穆斯林將這場戰爭視爲西方對伊斯蘭的戰爭，因而減緩了穆斯林世界內部的矛盾。與伊斯蘭和西方之間壓倒一切的差異相比，穆斯林之間原有的差異的重要性減弱了。戰爭期間，穆斯林各國政府和團體不斷疏遠西方。像以前阿富汗戰爭一樣，海灣戰爭使過去常常想將對方置于死地的穆斯林們走到了一起。”從此，以基督教文明爲基礎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蘭教爲基礎的伊斯蘭文明，就發生了整體的對抗，其實質也就是泛基督教民族和泛伊斯蘭教民族的沖突。

如果說1997年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尚屬預言，那麽幾年以後發生在美國本土上的“9·11事件”，則成爲文明沖突的最好證明。“9·11事件”的策劃者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就具有跨越伊斯蘭國家的泛民族主義性質，它的成員包括世界各國的宗教極端分子，甚至包括一些美國、英國的信徒。他們組合在一起，主要就是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爲了打擊共同的敵人，不僅僅是美國，也包括所有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國家。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在“文明沖突”的背後，明顯地站著兩個信仰一神教的泛化民族。“文明沖突論”實質上揭示了在全球化時代的宗教——民族沖突，隨著“9·11事件”的發生和美國進行的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這種對抗也在不斷升級。

以宗教爲背景的泛化民族的沖突，已影響到人類的存亡。倡導、推動各文明體系的對話，是解決當代日趨尖銳的民族——宗教矛盾的唯一出路

這種以宗教爲背景的泛化民族沖突，超越了現行的國家關系准則，將導致國際秩序的紊亂。現有的國際關系准則是建立在民族國家基礎上的，盡管世界各地人民對民族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承認民族國家的存在就會使不同的民族之間獲得一些共同的行爲准則。沖擊這些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聯合國憲章基礎上國際關系准則，將會使國際社會失去行爲准則。更爲嚴重的是，盡管人類自從進入文明社會就一直在民族矛盾和沖突中發展，但是民族的本質是物質利益的關系，利益的爭奪是可以談判、協商和妥協，最終可能依靠人類的理性找到一條解決的道路。可是一旦利益的沖突加上的宗教信仰的因素，特別是把排他性的信仰引向極端，那就堵死了談判、協商的大門。亨廷頓指出了這種民族、宗教沖突的嚴峻性。他說：“馬列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世俗的意識形態的分歧即使不能解決，至少也可以加以討論。物質利益的分歧可以談判，並常常可以通過妥協來解決，而這種方式卻無法解決文化問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通過雙方都各自建立一個自己的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個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廟的調和信仰的建築，來解決是否應當在阿約提亞建一個清真寺或寺廟的問題。阿爾巴尼亞的穆斯林和塞爾維亞人之間關于科索沃的爭端，或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之間關于耶路撒冷的爭端，可能看來是一個直接的領土問題，但它們都不可能輕易得到解決。因爲對于雙方來說，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曆史、文化、情感的意義。”阿約迪亞清真寺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認爲那裏原來是一座印度教的羅摩神廟，後來被穆斯林占領變成了清真寺。所以，印度教極端分子在1992年12月6日發動10萬印度教徒搗毀了阿約迪亞清真寺，引起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民族沖突，在沖突中幾千人傷亡，造成了全國性的震蕩。塞爾維亞境內的科索沃，90%的居民都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但是這裏卻是塞族的發源地和聖地，所以塞爾維亞人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看到科索沃獨立。1994年，由美國主導的挪威奧斯陸巴以和平會談，兩大民族的爭端幾乎就要和平解決了，但是阿克薩清真寺的劃分卻使這次和平談判功敗垂成。關鍵問題還在于宗教信仰。在阿克薩清真寺之上，建有猶太教的聖殿和哭牆，同一塊地皮無法再分隔了，也不能將某一宗教的聖地搬遷重建，于是巴以戰端重開，至今仍沒有停息的征兆。因爲宗教問題是難以用利益妥協的方法解決的，宗教的信仰是神聖的，沒有妥協的余地。

21世紀是以來，以美國爲首的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沖突越演越烈，絲毫看不到停息的迹象。特別是在人類已經掌握了可以反複幾十遍殺死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核武器、生化武器、細菌武器、生態武器的今天，以宗教爲背景的泛化民族的沖突，已經發展到影響人類存亡的程度，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曆史的經驗證明，這種沖突絕對不可能通過武力征服的辦法求得解決，“文明沖突論”的首倡者亨廷頓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在1997年《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沖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于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對話’。”毫無疑問，倡導、促進、推動各文明體系之間的對話，是解決當代日趨尖銳的民族——宗教矛盾的惟一可行的方式。而在文明對話中，首當其沖就是構成各文明體系核心要素的宗教之間的對話。

（張踐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來源：《中國民族報》